在今天，通过高考改变社会地位已不太可能，但高考仍是中国社会进行身份识别的最重要方式之一，在未能找到更好的替代方式前，继续维持高考的公平竞争是不二法门。
高考是选拔性考试，考生通过考试排序，以确定优劣。最简单、最有效的排序，就是考试分数。但考试分数排序，可能未必最理想，因为它没有照顾到学生的个体特殊性，这是当前高考加分的最大理由。
建国以来的高考历史上，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加分情形。先后出现在加分名册上的项目有：参加工作三年的产业工人和革命军人、兄弟民族学生、华侨学生、工农速成中学的毕业生、烈士子女、香港澳门学生、参加工农劳动满两年的青年知识分子、应届高中毕业生中连续被评为“三好”的学生以及工作积极表现突出的学生干部、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、新长征突击手、科技发明创造获奖者、退役义务兵、运动健将、一级运动员……
琢磨一下这份长长的名单就会发现，高考加分的原因，不光是为了照顾个体特殊性，还有在表彰手段比较缺乏的年代，表达政治诉求、引导社会风尚的含义。
当社会逐渐走上正轨，社会激励机制日趋多元的时代，高考加分的作用必须另行评估。
比如所谓“奥林匹克竞赛”和“科技竞赛”加分。某个对某学科有天赋的考生，在该学科方面，应该有更大的兴趣，更强的学习能力，即便总成绩不够进入心仪的学校，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，一般都可以进入理想的学校和专业，继续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直至成名成家。国内外很多著名科学家都有这种经历，为什么单单要拿一个钱锺书数学不好而被清华录取的例子说事？并且也没有相关数据证明，通过加分招收更多“科技苗子”，最终培养出了更多的科学家。
此外，在过去这些年，有些地方就曾出现打着“科技小发明”招牌乱设加分项目，引发高考不公的问题。
再比如所谓“体育”加分。最初出台体育加分政策，有导向体育强国的政治诉求。事实证明，竞技体育成绩的提升与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之间，没有直接关系。况且，既然一个考生在身体机能方面天赋异禀可以获得加分，那是不是应该给那些身体残障还能坚持学习的考生同样的加分机会？而各种体育加分方面的造假，一度成为高考腐败的重灾区，教训十分深刻。
至于“见义勇为”之类道德加分，可能引发的问题更多。首先“见义勇为”机会可遇而不可求，不具备公平竞争条件。其次，“见义勇为”发乎内心，客观标准一直存在争议。再次，正如很多论者指出的，这一加分政策很快会造成“举孝廉，不知书”似的虚伪社会氛围；最后，这种导向可能将未成年人置于危险之中。
其实，为解决高考中的个体特殊性难题，很多著名高校已经推行自主招生，是不是块“料”，面试的该学科教授自有判断，而为照顾特殊和弱势族群，在招生名额上向来就有倾斜了。
在社会激励机制日趋多元、高校自主招生盈科而进的当下，高考去“加分化”改革的力度，可以更大一些。让高考更加纯粹一些，不再承担它不应承担的“社会表彰”、“照顾特殊人才”的功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