核心提示：招生制度过度偏重技术环节的设计，却忘记了问问家长、考生的需求和困惑是什么。现在，政府部门与其提供更多的志愿选择，不如提供更高效的配套服务。不久前，一条“高考646分上三本院校”的新闻在舆论界引起了热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独立学院已经存在十多年，浙江省为了配合高考改革，组织了两次模拟填报，学校也反复强调独...
招生制度过度偏重技术环节的设计，却忘记了问问家长、考生的需求和困惑是什么。现在，政府部门与其提供更多的志愿选择，不如提供更高效的配套服务。
不久前，一条“高考646分上三本院校”的新闻在舆论界引起了热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独立学院已经存在十多年，浙江省为了配合高考改革，组织了两次模拟填报，学校也反复强调独立学院与母体院校的区别，但还是出现了个别考生高分低报的情况。
如果是符合学生心意的个人选择，高分低报并不是一件坏事。倘若是其他原因，把它解释为“小概率事件”也未尝不可，但这样的“小概率事件”背后反映的问题又是什么呢？
“近些年，大学录取程序变动频繁，且日益复杂，就连业内人士也不见得能适应。”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研究员侯定凯感慨道。
与他有一样感慨的，还有北京的陈女士，为了让孩子在“小升初”中顺利择校，她已经听了五场讲座。而高考对她来说是一场更大的信息“战役”——“处处是坑，不敢乱入”。
技术手段越来越复杂
“我知道‘平行志愿’，但浙江省按专业录取是什么？”采访中，部分受访者有如此疑问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简单解释道，浙江省的按专业录取，就是将过去的“院校平行”改为“‘院校+专业’平行”。比如，第一个专业填报浙江大学的数学，第二个专业是厦门大学的财政学，第三个专业又可以是浙江大学的材料学。遵循平行志愿的原则，参考考生的分数、填报志愿的顺序，由高分向低分录取。
如此，受访者才有了模糊的概念。当然，要彻底搞清浙江省的录取模式，前提还必须先弄清什么是“平行志愿”。
毋庸置疑，浙江省采用按专业录取的模式，初衷是为了增加考生的选择性，以降低填报志愿的差错率，但却忽略了选择过多本身也是一种负担。
记者了解到，浙江省今年可选择的高校达1000多所，可选择的专业达23000多个，倘若家长、考生没有明确的志愿方向，要想在短时间内做海量的功课，哪怕是总量的百分之一、千分之一，几乎都是不现实的。
一下子砸下来80个志愿，等着考生、家长去填写，很难谈得上“理性选择”。“首先，家长和学生难以一一了解数量如此庞大的专业，无力逐一筛选这些专业。其次，与个人兴趣、特长匹配的专业也没有那么多，到最后为了凑数，难免出现‘为了选而选’的情况。”侯定凯说。
80个志愿的“红利”能否在现实中被使用得当？不久前，就有考生、家长通过媒体反映，填到60多个志愿的时候，“实在是填不下去了”。
实际上，浙江高考改革所反映出来的问题，尽管典型，但只是整个高考录取设计环节的冰山一角。越来越复杂的技术环节设计，导致越来越多的“陈女士”出现，他们去听讲座、参加高招咨询会，搬回来一堆资料，指导孩子模拟填报，到最后，最易忽略的往往是基本的问题，比如，把独立学院与分校的概念混淆。
那么，技术手段之所以越来越复杂，又是为什么呢？
政府包办致问题频出
招考未分离，在中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。长期以来，在高考录取问题上，政府实际在替高校完成招生工作。
侯定凯指出，如今考生、家长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，高校也有自身选拔人才的需要，然而，由政府一家来替那么多的教育消费者和高校来设计录取程序，需要照顾方方面面的需求，就不得不在技术层面设计得非常复杂，以便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。但是，因为政策变动快，来不及反思和积累经验，政策实施的潜在风险很大。“因为不可能由一家去满足完全不同甚至矛盾的利益诉求，政府所做的恰恰是一个‘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’。”
“招生制度过度偏重技术环节的设计，却忘记了问问家长、考生的需求和困惑是什么。”侯定凯说，“现在，政府部门与其提供更多的志愿选择，不如提供更高效的配套服务。”
不得不提的是，长期以来，我国高考录取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。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指出，在录取环节，考生毫无疑问是弱势群体，尤其是在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农村地区，考生对于全国高校的了解情况严重不足。
还有一种需求，受限于政策过于刚性。有意思的是，它不是表现为过于复杂，而是太过单一。
今年一名考生误报南昌大学专科，经与校方协商，校方同意退档。高校如此人性化的做法让人“刮目相看”。因为按照现行的招生政策，学生被录取之后，学校不能退档，考生不能毁约。也即，学生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。
别敦荣告诉记者，如果考生恰恰被平行志愿中最不喜欢的专业录取，从政策角度不可以反悔，但从人性角度可以反悔。这本应该是招生过程中的正常现象，但考虑到社会上不公平的争议之声，现行政策把正常现象一刀切——都不允许，这反映出政策过于刚性、机械。
提供人才培养信息是政府的“份内工作”
当前，谁最应该为志愿填报的信息服务提供支持呢？在采访中，所有的受访者均指向政府。
别敦荣表示，高招部门不能只是考试、公布分数的机构，所公布的信息也不能只是简单的招考信息，“而应该是高教信息与高招信息”。高招部门虽告知了前几年院校的录取情况，但是考生仍然无法据此判断学校的学科优势、教学质量、就业状况等，像这样作没有背景信息的判断是盲目的。
在他看来，基本信息量不足是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之一，怎样提供关于教学、填报志愿相关的信息，特别是人才培养方面的信息，应该是政府部门的“份内工作”。
然而，我国不缺少关注科研、学科排名的高校排行榜，但对于考生将来发展最关键的参考指标——本科教学质量、就业质量，这方面的信息发布却是零碎的。
英国在这方面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例子。据侯定凯介绍，英国政府于6月发布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份大学教学质量评估报告，旨在为考生择校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。这份报告向社会公布了130多所高校教学质量、教学支持满意度（图书馆、教室、课外辅导）、就业质量等方面的评估结果，包括各高校教学和学生服务工作的质量。
有意思的是，在本次英国高校教学质量评估中，不起眼的利物浦希望大学、皇家兽医学院排名靠前，而公众知晓高的名校，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，反而落在了后面。
“把这样的数据交给考生，他们在决策的时候才有更多依据。”侯定凯说。
事实上，中国也不乏学生满意度高而知名度一般的高校，如四川美术学院的就业质量、创业率均不错，人才培养也有特色。“这样的学校，政府应该鼓励宣传，吸引更多的学生报考。大学录取政策不能仅仅以把不同考分的学生‘精确’安插到现有的大学序列中作为目标，而应该从整体上服务于不同类型学校的发展，以此保障高校个性化发展的动力与后劲。”侯定凯补充道。
高校招生宣传要强调比较优势
福建某中学教师林觉对高校招生宣传有一个基本印象——“抓不住重点”，比如，大学宣传手册上总是书写着科研有多好、就业有多棒。考生、家长们抱回一摞资料，但他们最关心的校园服务设施、教学质量、就业的比较优势却是“笔墨稀疏”。
在采访中，别敦荣、侯定凯均指出，高校招生工作最终还是要由政府统一安排回归到各学校负责。
然而，在政府分配学生的模式下，高校招生部门的自主权很小。“高校宣不宣传实际上对学校的意义并不大，只有在自主招生、提前批次录取环节，吸引高分考生报考的时候才有一定作用。”别敦荣说。
别敦荣、侯定凯均认为，招生宣传不一定要面面俱到强调高校的优势，而是要强调与众不同的自身优势，比如，教学型大学如何关注学生的发展，学生服务、就业比其他学校强在哪儿等。
“通俗地说，高校要会讲故事，把学校的传奇、历史、影响力通过故事让大家了解，让大家愿意以查阅的形式来了解学校的情况。”别敦荣补充道。
事实上，高校也有接地气的行为，如每年派招生代表赴属地招生。但跨省招生中，一所高校往往只有一个招生代表，要找到他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即便找到了招生代表，对于在学校都怕跟老师打招呼的中学生以及文化程度不高的家长，见大学招生代表就像是去见“大人物”一样，胆怯的心理让不少学生、家长“望而却步”。对此，林觉深有体会。
如何鼓励考生大胆地向招生代表咨询，应是高校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。
侯定凯建议，高校在现场招生宣传时，派学生代表、教师代表现身说法，以吸引更多考生、家长的关注。但即便如此，受众面依然过小。借鉴商业机构的营销手段，在高校官网设置点击、在线答疑等手段，这在他看来是一个好办法，“至少让人感觉亲切，考生也可以较为方便地获得个性化的解答”。
